古瓷之用，型制庞杂，以宋代景德镇青白瓷枕论，其题材雅俗兼容，风格南北一体。釉色青白，质地类玉，循古制而尚变格，造型纹饰丰富，刻划镂塑精巧，故得以成其大类。

　　枕，卧所荐首者。枕之起源久远，有木石草藤及皮裹之质相区别，故作硬枕、软枕分。今人得见“枕”之最早文字记载，当属《诗·陈风·泽陂》所记“寤寐无为﹐辗转伏枕”句。东晋方士王嘉作志怪小说《拾遗记》，内记三国时魏文帝得玉石虎枕：“检其颌下，有篆书字，云是帝辛之枕。尝与妲己同枕之，是殷时遗宝也。”帝辛即商纣王，后宋人高承在《事物纪原·卷七》亦曾援引，论言：“则商封之时，己其制亦矣”。若王嘉所述为实，则枕之形制至殷商已渐成熟。

　　陶瓷为枕早于汉初，东汉经学家刘熙撰《释名》中言：“枕，检也，所以检项也”。“检”者，检校，约束也。1959年河南安阳出土隋代开皇年间张盛夫妇合葬墓之瓷枕，应为迄今能见最早之瓷枕实物。古之硬枕以石玉金铜为质，后因瓷泥之赋形随意，烧成即硬若金石，渐成主材。唐朝门阀士子抚枕寄情，宋代文人雅士寓枕比德，瓷枕倍得推崇，南北诸窑各类瓷系皆尝烧制，其中青白瓷枕堪称翘楚。

　　受唐人枕形影响，宋代瓷枕造型愈趋丰富，其中尤以景德镇青白瓷枕为甚。其龙枕、虎枕、狮枕、象枕等各类神兽皆具，气韵浑然；又有羊枕、鹿枕、兔枕、鱼枕等民间常见之物，祥和灵动；几何形枕具前朝遗风，形式更为多样，有八角形枕、圆形腰枕、翘角形枕、长方形枕，又或云头形、鸡心形、花瓣形、银锭形等。

　　神兽枕多见北宋，其源头上溯两晋隋唐。北宋胡宿有“昨夜西楼月，团圆似去年。凤屏非复旧，虎枕未呈眠”句，可证其时虎枕之盛行。佛教东传，龙虎皆为护法，具驱妖除害之能，故得善佑祈福之意。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中载“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，白泽枕以辟魅，伏熊枕以宜男，亦服妖也”，阐明神兽枕“避邪”“避魅”“宜男”“服妖”之用。其时佛教以猛狮隐喻出类拔萃致智致圣者，故民间忝为祥兽，皇宫、官府、显贵、豪邸门前皆立雌雄双狮，今人亦不鲜见。

　　人物枕及殿宇式人物枕为两宋青白瓷最具特色者，后者入元受戏文影响日盛。人物枕以各式孩儿枕卧女枕居多，青白釉孩儿枕主体为孩儿侧卧塑形，有男童女童之分，多以左手垫首，右手自然垂放，作闭目休憩状。枕面为荷叶舒展形，刻划叶脉筋络，荷叶两端自然向下卷曲，荷梗缠绕于孩儿胸前，枕底多做椭圆形垫。青白釉枕整体坚致，釉色清亮如春水，匀净剔透若玉，塑形生动，刻线飘逸，憨态天真而极尽传神。明代藏书大家高镰《遵生八笺》中有言：“有孩儿捧荷花偃卧，用卷叶为枕者，此制精绝，皆余所目击，南方一时不可得也。

　　枕之塑形纹饰，与民众精神需求关联密切。景德镇青白釉瓷枕刻划模印纹饰极为多样，按大类分，有人物、兽畜、鱼虫、花草等。其以蝠鹿谐音福禄，以石榴比喻多子，以游鱼谐音富足有余，以松竹喻清廉，以梅荷喻高洁。其余缠枝牡丹、喜鹊鸳鸯等，皆与市民生活习俗及精神需求紧密关联。

　　瓷枕因其多为小枕，后人疑为明器。明代屠隆《考槃余事》有载：“旧窑枕，长二尺五寸，阔六寸者可用。长一尺者，谓之尸枕，乃古墓中物，虽宋瓷白定，亦不可用。”今人亦多以瓷枕之硬，以为不适睡眠。陆建初先生曾作“枕说”，以为古人蓄发盘发，故不嫌枕硬，当为一说耳。其实枕为大类，细分颇杂，见有首枕、颈枕、臂枕、腕枕、脉枕、耳枕等，亦有以枕形为文房者，故其生死分用不可以大小形制为依据。若究瓷枕之坚致，则国人自古有“质坚而又清凉沁肤，爽身怡神”之叹。先有北宋张来“巩人作瓷坚而青，故人送我消炎蒸。持之入室凉风生，脑寒鬓冷泥丸惊”诗句；后有李易安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”词话，可见瓷枕之适用于夏季，有清心爽神之用，甚至具“明目益睛，至老可读细书”之效，最得宋人喜爱。

　　瓷枕多有小及尺许者，今人觉其高难舒适，斜欠安稳，何故？皆因古人崇尚“养德”，以枕寓警之缘由。东汉蔡邕作《警枕铭》言：“应龙蟠蛰，潜德保灵。制器物象，示其有形。哲人降鉴，居安虑倾。”以告世人应居安思危，临高虑倾，后人皆作“警枕”之说。然蔡邕又作《协和婚赋》言：“长枕横施，大被竟床。”可见枕之长短，随用而变。

　　古人所谓“天人合一”，既寓精神于器物，以器物规范自身言行。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其《桃花石枕歌赠康从事》一诗中言“六月江南暑未阑，一尺花冰试枕看。高窗正午风飒变，室中不减春天寒。主人所重重枕德，文章外饰徒相惑。更有坚贞不易心，与君天下为士则。

　　以枕寓德，自律自鉴，孟德以降，后人亦多有以枕石漱流自喻操守高洁。景德镇青白瓷枕，便在此日抚夜卧之间，赋予宋人清静高雅的精神享受。(毛小龙)